對于國內的煤電而言，當下可能是最好的一段時光，也可能是最后的一段瘋狂。之所以是好時光，是因為作為煤電最主要成本的煤炭價格在上半年出現了一輪劇烈的走跌，同時，煤電發電量也在逐月回升，煤電企業在抵抗疫情沖擊中展現出了足夠韌性。

然而，作為傳統能源，煤電的地位終究是會讓位給清潔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煤電的瘋狂則可以從密集推進的項目略窺一二，今年前五個月，總共有48GW（合4800萬千瓦）的新推進煤電項目。這一狀況令業內對煤電的定位產生了激烈辯論。

從中期來看，煤電的定位將在電力十四五規劃中有清晰的界定，但是，在記者采訪中，行業決策部門的官員對此并不愿多言。國家能源局的一位官員向記者表示，電力十四五規劃正在制定中，當前不便發表意見。國家發改委的一位官員則向記者直言，“煤電的話題最近很敏感。”

煤電項目火力全開

近期，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披露的一份數據引發了業界對煤電的新一輪關注。各省已公布的重點項目、環評和發改委核準等審批所涉及的煤電項目信息顯示，今年前五個月，除46GW在建煤電項目以外，目前全國至少還有48GW的煤電項目正處于新推進階段。

這些新推進的煤電項目大致可分為三類，包括22.4GW的新規劃項目、2020年前五月批準的11.4GW項目以及14.7GW的新開工項目。48GW的規模是2019年全年投產煤電項目裝機量的1.6倍，是2019年全年新批煤電項目裝機量的2.8倍。

根據綠色和平的研究，2020年新推進的煤電項目中有八成是地方企業投資。其中，又以陜西、廣東和山西三個省份最為積極，新推進煤電項目裝機量分別為13.4GW、8.5GW、4.7GW。

記者在對部分項目梳理后發現，陜西的情況頗具代表性。今年3月，陜煤黃陵、延長富縣、陜投清水川三期、榆能楊伙盤、大唐西王寨5個煤電項目獲批，總裝機796萬千瓦。這些項目的投資單位多是本地的支柱企業，例如陜煤集團、陜投集團等。

此番煤電“大躍進”讓人想起了四年多前的情況，由于行政審批權的下放，煤電項目在2016年時也曾迅速上馬。如今，面對新冠疫情的沖擊，煤電項目因其穩投資、保就業的特性再度受到關注，更多因素的交織令這輪煤電“大躍進”更加撲朔迷離。

今年2月，國家能源局發布了《2023年煤電規劃建設風險預警》，似乎也給當前的情況做了鋪墊。根據預警，除山西、甘肅和寧夏三省為紅色以外，其余大部分地區的充裕度飄綠，彼時，就有觀點提出，要警惕地方投資煤電的熱情可能被再度點燃。

記者了解到，從上述預警情況的變化來看，全國電力供需形勢正穩步擺脫煤電產能過剩的局面，與2016年相比，煤電核準和建設嚴格受控的狀態大大緩解。

事實上，6月份以來，仍然有新推進煤電項目的消息傳出。湖北能源（000883）公告稱，為滿足襄陽及鄂西北地區日益增長的用電需要，更好地推進煤電能源項目協同發展，公司計劃在宜城市投資建設宜城路口2×1000MW火電項目，項目投資約75億元。

對于今年煤電項目快速增長的情況，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林伯強認為，如果電力需求增速維持在2018年水平的話，電力供應缺口是有可能出現的，而這些新推進的項目可能是基于當時的情況策劃的。

記者查閱數據了解到，從最近5年來看，2015-2018年，電力需求增速處于加速釋放的過程，2015年的電力需求同比增速為2.9%，此后一路擴張至2018年的8.5%，不過，到了2019年，需求增速又降為4.5%。

林伯強表示，如果電力需求增幅很小的話，可以考慮用清潔能源來滿足，但如果電力需求增幅較大，就必須依靠新建煤電。“清潔能源的發展速度雖然比較快，但體量仍然較小，而水電的規模是比較穩定的，增長起來比較難。”

背后的特高壓考量

如果從今年新推進的項目規模來看，煤電的確存在過熱的苗頭，需要警惕。但通過多方采訪，記者了解到，新推進的煤電項目中，有不少項目都是作為特高壓的配套電源，而特高壓又是今年力推的新基建之一。

例如，國家能源局《關于陜西陜北煤電基地陜北至湖北輸電通道電源建設規劃有關事項的復函》，就是為陜北-湖北±800kV特高壓輸電工程電源點方案放行，正好包含前述796萬千瓦的5個煤電項目。

根據上述文件要求，配套的煤電項目要充分發揮調峰能力，為風電、光伏發電等新能源外送提供必要支持，保障新能源消納能力。事實上，特高壓工程如果輸送新能源電力，勢必需要煤電或火電參與調峰，特高壓線路搭配煤電也是慣常操作。

除了陜西與湖北的特高壓以外，甘肅省與山東省也簽訂了聯合推進隴東-山東特高壓直流工程的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隴電入魯的配套項目之一就是位于甘肅的靈臺4×1000兆瓦煤電一體化工程。按計劃，該煤電項目將于明年3月開工建設，2023年6月投產運行。

華北電力大學教授曾鳴在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根據當前新的形勢，特別是考慮到疫情影響，需要通過新基建等多種途徑拉動經濟，而特高壓又是新基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為煤電項目的發展孕育了新的空間。

林伯強也闡述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特高壓的經濟性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輸電距離要遠，二是輸送電量要大。同時，特高壓要有配套的電源，可以是清潔能源，也可以是煤電，如果今年特高壓項目比較多的話，為煤電留下的空間就可能會比較大。

“建設特高壓是需要有配套電源的，光有線網而沒有電源是不行的，至于電源，除了考慮可再生能源以外，當然也要包括一部分煤電。”曾鳴介紹說，為提高特高壓的輸送效率，需要煤電與可再生能源搭配，這樣才能保證外送電力的穩定。

綠色和平在提出問題的同時，也給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包括地方規劃部門要與監管部門一道鞏固化解煤電過剩產能的成果，從嚴控制2020年煤電投產規模；國家能源局也應密切關注地方2020年新推進煤電裝機量過大、過快的情況，避免再次出現煤電裝機過剩。

但需要指出的是，綠色和平在論據中并沒有著重強調新推進煤電項目中有不少是特高壓配套電源這一情況，這是否會使煤電發展的相關政策建議產生偏差？

對此，證券時報·e公司記者采訪了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項目主任李丹青。李丹青表示，在六部委最新發布的煤電去產能通知中，只針對各省自用煤電項目提出了限制要求，也就是說新建新批的特高壓外送項目不會受到限制。

“然而，由于全國煤電產能過剩問題嚴峻，煤電利用小時數逐年降低。受疫情和全球經濟下滑的影響，煤電的利用小時數還將進一步降低。”李丹青認為，這些特高壓配套煤電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很難產生經濟效益。“從經濟優勢的角度來看，特高壓輸電線路多輸可再生能源才能使外來電的價格優于本地，更具有經濟性。”

李丹青據此指出，作為新基建，特高壓應向智慧化的方向發展，消納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助力大規模可再生能源并網。

煤電角色定位有待明晰

記者注意到，近期，華北電力大學教授袁家海團隊發布了《中國電力供應安全的經濟分析與保障路徑研究》，其中明確指出，中國“十四五”電力發展已不能按照2018年和2019年的預判來進行總量規劃，尤其是煤電發展規模問題。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姜克雋也曾發出類似的聲音，中國在“十四五”期間不需要新增煤電機組就可以實現電量和系統的需求。他認為，煤電機組內部結構可以有變化，但總裝機量可以不增加。從中長期角度看，煤電將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持這類觀點的人士基本都有一個關鍵的論點，就是煤電利用小時數的下降。數據顯示，2015-2019年，中國的煤電發電量凈增5334億千瓦時，而煤電裝機凈增199吉瓦，這相當于過去五年里，凈新增的煤電機組每年有效運行2680小時，遠低于5500小時的設計運行小時數。

另外，反方的論點還在于，中國電力系統近幾年一直存在整體電力過剩而尖峰電力短缺的問題。如果依賴增加電源來滿足最大電力負荷需求，將付出極大的經濟代價，造成嚴重的投資浪費和電力資源擠壓。

袁家海團隊甚至尖銳地指出，在未來經濟增長和用電需求存在極大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不宜繼續擴大煤電規模。煤電電量已到達或接近峰值，繼續新增煤電會拉低整個煤電行業的效益；以保障電力供應安全為借口建設煤電，實際上是對各類資源的電力價值的認識不清晰。

關于煤電的定位及發展方向，業內正反兩方面觀點都十分鮮明。持積極態度的意見認為，要繼續擴大煤電裝機規模以保障電力供應安全。例如，國網能源研究院、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分別建議2030年要有12億千瓦以上或是13億千瓦的峰值煤電裝機。

由此可見，各方對中國煤電未來增長空間的判斷出現巨大分歧的關鍵點是，如何既能以較低的成本確保未來電力安全，又能在現有約束下滿足時不時出現的電力尖峰負荷。

曾鳴向e公司記者表示，“十四五”期間煤電的定位將主要是兩點，首先，從國內電力系統的供能結構、資源稟賦、用戶構成及負荷中心分布等因素分析，煤電仍然會起到主導作用，“短時間內不可能僅依靠可再生能源就支撐中國的整個電力系統，所以還要新建一部分煤電。”

至于第二個定位，與前面講到的特高壓有關聯，就是在特定環境下，煤電要與可再生能源搭配，也就是所謂的“風光火大捆”，使煤電能夠為可再生能源調峰，克服后者的波動性問題。

正是基于這兩點，曾鳴認為，煤電的發展也要區別對待。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的煤電還是有開發空間的，而東部負荷中心就盡可能不要發展煤電了，這樣既能拉動西部經濟，又能夠使西電東送的資源優化配置。

對于這一問題，林伯強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從各種電源來講，煤電仍是最有競爭力的，即使不考慮競爭力因素，清潔能源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體量還很小，不足以滿足能源整體增長的需求，那么還是要依靠煤電。